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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第一章:加入“领袖铁卫队”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第一章:加入“领袖铁卫队”
没有谁能扑灭蒋介石心中急欲消灭共产党人的烈焰,就连被丘吉尔誉为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组织者”马歇尔也无能为力;然而蒋介石要在中国铲除共产党人的决心和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的失败,注定了蒋政权“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命运。我正是在那个令马歇尔痛心疾首、国共内战愈演愈烈的时刻,来到蒋介石身边的。
报考卫士
少年时代,我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蒋介石父子的贴身侍从副官,并且会一直伺候到他们寿终正寝的那一刻为止。
1946年,那时我中学还未毕业。有一天,我在老家浙江省寿昌县县城里,看到一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张贴的布告,上面说军委会正要招考一批“卫士”;当时,抗战刚刚结束,民穷国困,青年人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并不容易,特别是一些胜利复员人员,从大后方回到家乡,几乎比较好点的空缺,都被他们占光了。所以,这个招募启事,给了我相当大的吸引力。
几天后,我去报名甄选,接着很快就被通知说已经录取了。
当初,我是抱着能当蒋介石委员长卫士的荣耀心情去报名的,后来,我和同僚闲聊时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一群人,大概有一大半,不知道当“卫士”其实就是去当兵;可是,不过两三年国民党兵败大陆,来到台湾,我们当中的少数人,包括我自己,就被挑选去做蒋家的家臣兼侍役,并且成为我一辈子最主要的“职业”,这个“职业”也耗去了我这一生最最宝贵的精华岁月。
那年的秋天,10月间光景,我们这群经审查合格的十七八岁青年,从浙江老家,被分别送到南京一处营房,那个营房位于南京黄埔路,与国民政府“励志社”总社隔邻,在美军顾问团和明故宫遗址的附近。
还记得,我们刚到南京当天,委员长警卫总队总队长楼秉国亲自来训话,我们这一批卫士清一色是浙江人(后来才知道,这是蒋介石用卫士的惯例),那天,许多人才刚下火车,不管是衣着打扮或是举手投足之间,都还是十足的老百姓,一听说上面训话的是一个什么总队长,早就被他那个官衔给震慑住了,等楼秉国总队长上台讲话,有些同僚在台下吓得两腿直哆嗦。
我们这些来自浙江省建德、淳安、寿昌、汤溪等县的青少年卫士,未被分配到其他单位而留下来的,被编配为两个区队,纳入外勤队。固然,当时军衣卫士人员数目很多,保护领袖的重要据点仍落在外勤队资深的干部身上。因此,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受训上面,反而是边执勤、边受训,又因为夹在新老卫士中间,且长官作风开明,我们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军事教育。
南京时期,由军衣卫士构建的警卫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其中包括一个重武器大队,配备的武器有重炮和各种重武器;此外,还有一个外勤队,这个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黄埔路的总统官邸等重要勤务,还有一个工兵队和骑兵、通信等队。从编制上看起来,应该不会较现在的一个军来得小。在重庆时期,保护蒋介石官邸的是一个警卫旅,这个警卫旅的主要骨干,也是清一色的浙江人。抗战胜利后,警卫旅的编制做了一些调整,但基本上,这个所谓的“领袖铁卫队”,不但编制未见缩减,反而有膨胀的趋势。我们这批在1946年甄选的青年卫士,也是蒋介石最后从浙江征召的一批侍卫人员。
蒋介石用卫士专招浙江人
当我们到达的当天傍晚,等我们在集合场站定之后,才知道这次是要点兵。总队长带着一种极为锐利的目光,向我们扫来,他把我们之中高的和矮的,全部从队伍里头挑走。这些人当中,高的被安插到第一大队,矮的被调去工兵队,像我这样,面孔没有明显特征、身高大概在170米左右、不胖不瘦的人,就被直接留在任务最艰巨的外勤队。
从整个的组织编配来说,外勤队尽管是蒋介石全部警卫部队当中,比较核心的一支铁卫队,但是,严格说来,它还只能算是领袖保卫人员的“中卫”。
纵然如此,从各方面来说,外勤队是受到上级相当重视的一个单位。因为,它是蒋介石侍从室骨干的主要来源,如果我不是从这个外勤队出去的话,我是不可能被派到蒋介石父子身边,伺候他们父子俩一辈子的。自然,这个外勤队的所有成员,大多数仍是浙江人,蒋先生所以做这样的安排,倒不是他特别相信浙江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是早在西安事变以前,蒋的便衣卫士,便全部是浙江人,此后,连历任侍卫长都是浙江人,所以,这已经是一种传统。当然,这个传统,主要是基于蒋先生个人对浙江人一种“人不亲土亲”,和语言、习惯上彼此相雷同的主观因素。
刚进外勤队时,队长是周觉先少校,他对吃和衣着非常重视,戴个金边眼镜,颇有名士派头,对待干部十分严格,对下属却是宽厚得不得了。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以后,警卫总队整编为总统府警卫队,上级晋升他为大队长,蒋先生引退后,周觉先没有作战经验,基于这个考虑,上面就调了一位史朴如上校,来担任大队长。
当时,外勤队的训练和日常勤务,基本上是比较轻松的,特别是在蒋先生没当总统前的那段时间。因为我们营区就在南京“励志社”总部旁边,周觉先队长很重视官兵的身体和运动,所以,队职官经常带领我们到隔邻的“励志社”去打篮球,偶尔还去参观别的军民团体球类比赛、晚会娱乐节目等。
恰巧,那段时间,队上的一些老卫士获准回乡省亲,而另外的第一、二、三大队,正在基地整训,所以,我们等于没有受过完整的入伍训练。除了呆在南京接受短期训练,外勤队还在1947年夏天,蒋先生要到庐山避暑,因无外勤队整队派赴庐山服勤,给了我们新卫士恭逢的时机,被一起随队带到庐山继续整训,然后再回到南京原驻地。
由于我们基本上是一边执勤一边受训,所以,关于侍卫人员的一些规矩和禁忌,也是陆陆续续从老一辈的卫士那儿,一点一滴学来的,从来没有受过有系统的警卫教育。
总统警卫大队
随着所谓“民主宪政”的脚步,警卫总队的编制,也随之做了一些改变。
在表面上,中国马上就要结束行之多年的军人统治,要进入一个文人政府的新时代。但是,任何一个稍有观察能力的中国人,从当时的种种迹象,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全然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当政者并没有任何还政于民的诚意和具体做法,这一点,可以从那场乱糟糟的“制宪会议”和总统选举,看出一些梗概。
尽管如此,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还是得拿出一些表象上的做法,让人至少在表面上觉得中国是在朝民主的道路上走,而不是根本文风不动。从抗战胜利,及至兵败大陆,蒋先生身边的警卫系统,基本上是当时任总统府军务局长的俞济时,在幕后做整个的掌控、规划。
俞济时主导侍卫体系的时代,从抗战胜利后,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期,他都在幕后做整个的策划工作。所以,蒋先生的侍卫系统几次改编,都是他的得意杰作,我们不妨在此谈谈在蒋先生“当选”总统前后,历次侍卫系统的流变。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时期,蒋介石的侍卫系统名称就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警卫总队”。
在总队之下,共有三个轻装大队,分别名为第一、第二、第三大队,队员配备轻武器,一个大队的兵力,相当于一般部队的团级编制,定员约有一千多人;然后,还有一个重火器大队,配备有迫击炮、火箭筒等当时堪称为重武器的装备;其次就是最受上级重视的外勤队,它是日后蒋介石身边贴身人员的摇篮。我就是被分配到了这个单位。这个外勤队,相当于一个独立营的编制,个人武器全部是当时最新的美式配备,如汤姆逊冲锋枪、卡宾枪、德制连发手枪等;其他尚有骑兵队、辎重队、工兵队、通信队等单位。
组织架构上,警卫总队是完全继承了重庆时代的传统,但是在规模上,警卫总队给人更浓厚的蒋家军的色彩;体制上,南京时代的总队长是楼秉国,但是,楼基本上是完全听命于俞济时的,而俞又是蒋先生的心腹死党,所以,归结到最后,这支侍卫武力,实际上等于是蒋先生自己的御林军,没有他的命令,这支领袖铁卫队,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蒋介石被“推选”为总统之后,为了要予政府文人化的印象,以前的警卫总队,被缩编为总统府警卫大队。
总统府警卫大队,下辖六个队,是由原来的警卫总队编遣之后,打散到各个队,但全部以第一、第二、第三……为名,一直排到第六队,至于编遣之后,还有剩余下来的,就分派到国防部警卫团,执行的任务和警卫大队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不管上面如何编派我们这些新入伍的卫士,在当时大家是不会想得那么深远的。整编后,我被编进第一队,军阶仍旧是士兵,负责总统府大门警卫。队长叫冯孝本,他对卫士们的日常生活非常关怀;区队长是萧钊金,他那时的军阶是中尉,湖南人,黄埔军校二十期毕业,来台湾后,当过宪兵独立营的营长,驻地在花莲北埔。这两位长官都对我相当照顾,而我确实也是一个很得长官缘的人,到哪里,都会有长官帮助我、擢拔我。
为蒋介石打前锋
1948年11月9日,著名的“徐蚌会战”(即大陆所称的淮海战役)开打了,然而,战局一开始就对国民党政府不利,愈到后来失利愈惨。
那时,我们还不过是蒋先生的外卫人员。有一天,某位侍卫官和我们聊天时,强调:这段日子,老先生不太高兴,要所有的人员留点神,不要犯错惹火了他。
原来,就在那几天,有一次,蒋介石满面愁容地从黄埔路官邸,走出大门到外面散步。侍卫人员见他走出官邸,以为他要外出,就全部一拥而上,跟随在他左右,蒋先生这时不禁勃然大怒,对那群侍卫大声吼道:“我又不是犯人!那么多人看着我干什么?你们统统给我滚!”吓得侍卫人员个个面如死灰,就是不晓得老先生为什么发脾气。后来,大家一谈才知道,那一阵子,老先生的心情因为战事失利实在坏到极点。
还有一回,他老先生怒气冲冲地从黄埔路官邸走出来,一旁的贴身侍卫赶忙为他递上一顶礼帽,他满面怒容地呵斥:“不是这一顶!”贴身侍卫见他火气冲天,吓得面色如土,不知如何是好。
同年的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那天,桂系的李宗仁和程潜,要求政府和中共和谈,并且要求蒋介石下野;20天后,毛泽东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并且要国民党惩治战犯,而头号战犯是谁,蒋先生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一个星期以后,这位左右中国政局达22年的国民党的军政领袖,正式宣布下野。
就在他宣布下台的当天下午,轮到我在黄埔路总统官邸,站下午到晚上的岗哨,上哨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天官邸的气氛有些非比寻常,因为偌大的官邸,平日车马喧嚣,这天,居然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确实让我十分纳闷。
蒋介石和一干党政要员,如今到底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和同僚一边轻声嘀咕着,一边相约下哨后要悄悄去探个究竟。
我们下哨后,偷偷走近一看,这才发现,堂堂中华民国“行宪”的第一任总统,居然就这样悄无声息、无影无踪了,让我们颇为错愕与彷徨,心想,难道国是已经到了这样不可为的地步,只有如此一走了之的末路了吗?!
就在我们下哨之后不一会儿,在晚上八点多的光景,大队吹起了紧急集合号,上面的命令十分简短,就说要我们立刻把行李打包,全队要连夜赶搭火车,到某个重要地点,执行任务。至于到什么地方、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没有任何一个长官做明确的交代。
等到了火车站,我们才隐约知道,目的地似乎是去杭州或是老先生的故乡奉化溪口,任务并不单纯。我们第一队全体官兵,是在下关坐火车,先到杭州,而第三队则是从汤山,也就是中山陵外一处蒋介石的行馆,搭乘汽车,一路到溪口。
直到几天之后,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已经宣布下野的消息,在最初的一两天,大队上下官兵,除了少数几位高级长官,差不多全部被蒙在鼓里,更不知道蒋先生到底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因为长期以来的职业训练,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问什么消息,以免在兵荒马乱之中,被治以重典,只有任由大家私下胡乱猜测一通,任由部队笼罩在一种诡异、狐疑的气氛当中。
其实,事情十分简单,早在1月21日,蒋先生宣布下台前几天,我们队上高级长官就已经接到指令,要他们做好随时移动防地的准备,所以,那时已经有人接奉命令,悄悄把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装箱完毕,准备随时可以移防。
而行动当天晚上,大家死命把那几十箱“军火”扛上火车时,却有几个粗心的人,不小心弄翻了一箱“军火”,夜暗中,只听见一声“哗啦啦”,一整箱亮晃晃的袁大头银元,倾覆在火车站月台上。那一大箱、一大箱的银元,其实是总裁溪口办公室的办公经费。
这时,我们才觉察到原来蒋介石已经预见局势难撑,准备先躲到溪口避避风头,以便伺机而动。而我们,就是赶去溪口,帮蒋先生打前锋的。据说,就在我最后一次在南京总统官邸站岗那天中午,侍卫人员刚刚伺候蒋先生吃完中饭,他就紧急命令大家动身离开南京,开赴溪口。
那年,我不过是个19岁的大孩子,从入伍接受的就是国民党那一套军事政治教育,想到的只有“效忠党国”、为“领袖”卖命效死,总觉得只要蒋先生还在的一天,国家就会有希望,所以,到什么地方,当时都不会有任何怨怼。
大部队到达溪口之后,上级对部队的兵力部署,早已有所安排。
我们这个原本驻守黄埔路官邸的第一队,暂时驻守溪口的雪窦寺,第二队驻守白岩庙,第三队守在东澳,第四队守蒋家的坟庄,第五队的防地则是蒋家的核心,也就是丰镐房。
这里面,除了守丰镐房的第五队,原本就一直驻留在那里之外,其他的四个队,全部都是从南京赶去的,另外还有一个第六队,暂时留在南京,保护李宗仁等要员;所以,基本上,总统府警卫大队可说是精锐尽出。而且是跟着蒋先生这个已经下野的总统走,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为什么一个已经卸下职务的前总统,还能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指挥调动六分之五的总统卫队兵力,跟随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还押运了大笔的黄金、银元,以及军火武器?
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又有谁敢问那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只有以一贯的愚忠,继续跟着蒋先生走南跑北。
溪口伴“虎”
在溪口的日子,过得异常平静,但是,蒋先生自己很清楚,这次回乡,怕是他最后一次了,加上国事危难,他的情绪时起时伏、反复无常。这段时日的侍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一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间,惹蒋先生大发雷霆。我也是在溪口,头一回领教蒋先生的脾气。
记得有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先生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晚上紧挨着门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那天半夜,蒋介石睡到一半,就被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清醒之后,他才知道那不是什么怪声音,而是门口两个警卫在睡觉时,一个要磨牙,一个要打鼾,正是这种有规律的磨牙声和鼾声,让他没法继续入睡。这便激怒了蒋先生,一气之下,他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第二天以后,只要是轮到这两位侍从人员值夜班,就寝时,一定记得在自己的嘴巴里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把情绪不佳的老先生再从睡梦中吵醒。
那时,我才深刻体认到为什么人家会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爽的名言。
蒋介石的一位侄子蒋孝镇,就经常和我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已经不知道被先生砍了多少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
蒋孝镇打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兵变部队向蒋先生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先生慌乱中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蒋先生根本没来得及穿鞋,为了分散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事变结束后,蒋孝镇住在南京的军医院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
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只不过,蒋先生口头上虽然动不动就说要砍人家的头,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因为惹恼了他,而果真被他砍头的。
所以,蒋孝镇始终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在讲,也从来没有人对此认真过。
倒是有因为老先生和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一则笑话,在我们侍卫圈子里广为流传。有一回,蒋先生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块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老乡没听懂老先生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老先生见到之后,不觉微微一笑,知道是侍卫没听懂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侍从人员才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由此可见,只要蒋介石心情好,他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时局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然而,蒋先生的日常生活,还是和往常一样,维持他一贯的勤俭自持的风格。
我还记得,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先生要大厨为他做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老先生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我们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我们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设法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先生在溪口指挥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六分之五的总统府警卫大队兵力,调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后,俞济时他们还是对蒋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带的山区,便经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这也是蒋先生要俞济时将警卫大队所属的第五队,派驻在蒋家祖坟坟庄的主要原因。
而自从蒋先生退隐到溪口,俞济时深恐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脏地带,这便会严重危及蒋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个队的兵力全部部署妥当,俞济时立刻要国防部,把已经被调到部队当副军长的楼秉国,再调回溪口担任警卫主管;然后在五个队里每一队各挑选四位卫士,一共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在第四队控管之下,驻守坟庄,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成为侍卫部队的“中卫”。
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先生周围,成为蒋的“内卫”;而在最外圈,尚有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
由于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办公处所,名曰“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当然,我们保护的这位领袖既然已不再是总统,那么,他的侍卫组织自然也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于是,俞济时把它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这个大队仍维持原先的六个队的编制,队长也和原来一样,第一队队长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人。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我们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为“特务员”。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局相当大的重视,因为我们慢慢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码的工作原则,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组的一个原因。
危急中蒋介石只信赖贴身侍从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叫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找空隙,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不胜感伤。
在太平时期,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从。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的保密程度,我们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台湾、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1949年只要是蒋先生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是在那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听来是多令人感慨而恐惧啊!
特务大队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我们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级要便衣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军招待所驻防,等蒋先生到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准备随时反攻回去。
在大陆“撤退”时,便衣组的任务是随扈蒋先生,补充侍卫人员勤务之不足,而临时编组成立,只要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在他到达之前先到,布置安全任务。
不久,蒋先生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晤谈,上级特地在基隆征用了一艘民船“华联轮”,准备供蒋介石到台湾。为此,上面还在广州为便衣组人员每人订做一套新的中山装,另外也为每人买了一双新皮鞋。
但是,形迹诡异的蒋介石,并没有依计划坐这艘民船撤退到台湾,这艘船又原船开回了台湾。后来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和李宗仁面谈之后,就直接乘飞机到重庆,离开重庆时情况已相当危急,在紧急状态下他便乘飞机走了。
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大陆土地,是去厦门视察,我们便衣组又奉命到厦门鼓浪屿待命,准备他会去那边住上几天,可是,这回我们又是扑了一个空。他在厦门开完干部会议以后,就直接回台湾,厦门随后就被解放军占领。自此,他便从未再回到大陆,蒋介石时代正式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