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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第二章:“太子时代”揭幕

第二章:“太子时代”揭幕
希图于危急存亡之秋在华盛顿抓住一棵稻草,游说杜鲁门政府紧急军援国民党,1948年11月底宋美龄匆匆赴美,却遭冷遇、碰壁;在美国人看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台湾不久也将不保,援救蒋政权,如同把美元扔进大海。无奈,宋美龄只能默然饮恨,前往对她而言尚属陌生的地方——台湾。
哪里来的苦肉计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实告诉我们,太子继承大统,总是会有一些血腥事件发生。毕竟,太子有太子的人马,而且,若是太子的权威既经老皇认可,他自然得先做出一番成绩出来,让老皇觉得不负所托,这才有可能让老皇心甘情愿地把天下拱手相让。这不但是人情之自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假设人们不能体认到这一点,而且一贯地抹杀这个必然的话,岂能不自食恶果?
俞济时,这位出身黄埔一期的侍卫人员老长官,就尝到了这个苦果。
以俞济时在蒋介石侍从室的资历和成就,相信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我记得还是在蒋先生引退溪口的那段时日,我在溪口守卫坟庄,每天晚上,总是可以看见个头矮小、穿件长布褂或一套中山服的俞先生,不时独自一人到各处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时擅离职守或是不负责任,轻者记过扣薪,重者立刻调离,绝不宽贷。
尽管要求严格,平日待便衣人员总是很亲切,从他平日一言一行观察,我觉得他对领袖始终是忠心不二,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替蒋介石尽忠。可是,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他在侍从室的崇高地位,却因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受到根本的动摇。
特务大队撤台之初,在俞济时的策划指挥下,所有的五个队,有四个队派驻在花莲,俞济时所持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花莲是台湾少数几个比较隐秘的海港,是最适合像特务大队这样的侍卫单位闪电移转防区的港口。
我们便衣组人员,则是直属总裁办公室的第八组管辖,初到台湾,我们驻防在桃园大溪的中山堂。所谓中山堂,其实不过是一间很普通的日式建筑。1949年7月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那时他就住在这里。他去菲律宾,还是俞济时带了一小部分资深侍从人员,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蒋经国摆出接班架势时,俞济时仿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危境。1950年,蒋经国正在积极筹备政工干部学校,但是,“太子”急需一批马上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马,他第一个就想到俞济时手下的侍从室年轻人员,这是蒋经国打的如意算盘,他希望把年轻一点的侍从人员,变成干校第一期的学生。因为,这样既不必在人员训练上花太多精力,而且,侍卫人员沉着冷静、见多识广,蒋经国早就希望把这股势力转为自己所用。但他没有想到俞济时一口就回绝了蒋“太子”:“蒋总统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卫人员给你调去干校当学生受训,那么官邸的安全勤务谁能负责任?”
1955年6月初某个晚上,一个十分离奇的事件发生了。
俞济时晚上在家擦拭自己的佩枪时,突然发生了枪支走火事件,他的大腿被子弹击伤。可是,偏偏第二天上午,在南部有一项由陆军指定单位参加的军事演习,蒋介石要亲自前往校阅,依照惯例,只要是蒋先生在的重要场合,俞济时一定会事必躬亲,亲自前往督导大大小小的警卫安全事宜。然而,他这么一受伤,自然不便前往。
不巧的是,那天夜里,蒋经国的政工特务,却宣称提前破获了一个有军人和外国势力涉及的“叛变”计划,当晚部分演习部队随即被紧急调换。据说,当天演习部队的大炮炮口朝向了司令台,这显然是指“孙立人对领袖图谋不轨”的事实。
就这样,孙立人和他的主要干部被捕,准备接受军事审判。
孙立人案,近年证明是一宗政治冤狱,是有关方面当年蓄意打压这位傲岸不群的少壮将领,至于是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诬陷冤案,有待历史见证。
可是,孙立人和俞济时怎么扯得上关系?不但俞济时自己被弄得一头雾水,连蒋经国自己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俞济时和孙立人是一伙的。可是,演习当天,俞济时没有和往常一样,亲临现场指挥侍卫人员布置安全,就算他和孙立人不是站在一条线上,至少他有可能“知情不报”吧!
就在情报系统这种简单而欠缺证据的推理下,可能蒋经国跑到爸爸那儿,狠狠地参了俞济时一本。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好枪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发生枪支走火,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打伤了大腿,您看这合情理吗?是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故意使出这样的一计苦肉计?……”
蒋宋夫妇一向对俞济时是深信不疑的,俞济时忠心耿耿跟随他们几十年,牛马驱驰、披星戴月,他们夫妇是有目共睹的。
俞济时这个人在早年就有清廉的美誉,他当过杭州保安司令,那时,地方父老都把他当作是包青天一样看待,还当过八十六军军长。部队驻在寿昌时,家父还为他高堂老母看过病,我记得那时自己还小,父亲在为俞母诊治痊愈后,俞还叫副官送了一把手枪,要给父亲当作纪念品,父亲头一次见到枪,立刻又亲自把那把枪送了回去,从这点可以看出,俞济时是一个强调知恩图报的人。
记得在抗战胜利以后,俞济时时任军务局局长,他刻意培植了一批个子矮小、精明干练的卫士以及少、中尉级青年军官,派到各地战地指挥官的身边,充当蒋介石在各个军事指挥官身边的耳目,只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青年军官一定向他回报消息,所以,他无异培养了一批军中情报员,专门监视各战地指挥官的忠诚与动向。
当然,从国共战争的结果来看,俞济时这一招并没有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可是,他毕竟强化了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力量;然而,他的这个做法,也招致了外人批评的口实,例如说他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等等。
凭借着他是蒋先生的黄埔一期学生,而且又是奉化同乡,老先生对他长年的奉献是坚信不移的;在宋美龄方面,俞济时下的功夫也不差,所以,在夫人这边,对俞的信任更有过之,因而,也有人认为俞是“夫人派”的人。
可是,父亲毕竟比较相信自己儿子,何况,蒋介石觉得儿子能够运用自己培植的力量,破获孙立人案,让美国人的阴谋落空,儿子的功劳厥伟,自然对他言听计从、样样应允,其他任何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何况,俞济时那天未到校阅现场,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资深武官竟会在擦枪时走火,这也是教人无法不起疑窦的。
蒋先生的个性就是这样的极端化,他对一个人的好恶是非常分明的,这次的事件以后,俞济时从此逐渐被迫离开了侍从室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蒋先生还是给他安插了一个上将衔的“国策顾问”,让他至少有一张冷板凳可以坐。
俞济时不再插手侍卫人员的决策之后,官邸的大小事件,就全部由“总统”侍卫长一个人全权负责处理。
当时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当俞济时被蒋介石父子削去权力后,蒋经国有时遇到俞氏,却是神色自若,非常亲切,好像两人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蒋经国的城府之深,那时我们总算领略了一二。
三层警卫圈严护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大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搬到后草山官邸,那里原来是台湾糖业公司的一处招待所;蒋先生很喜欢阳明山的气候和环境,后来,由阳明山管理局在后山公园顶上盖了一幢“中兴宾馆”,等这处簇新的宾馆落成,蒋先生才将“台糖”招待所交还回去,而“中兴宾馆”则成了他的避暑别墅。等到1950年3月1日,他宣布“复行视事”,重新坐上他原本在1949年元月间辞去的“总统”宝座,他便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总统”士林官邸,开始他在台湾最安逸的26年岁月。
士林官邸,在日本占领时期是一个园艺试验所,“光复”以后,是东南长官公署的一处款待外宾用的招待所,后经几次修建,才有后来的规模。
在建筑形式上,士林官邸是一栋两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但是,它的梁、柱等主要结构部分,则是当时台湾还比较罕见的RC钢骨结构。
为了达到防空隐蔽的目的,官邸外表全部油漆成和附近山色同一色调的灰绿色,不但兼顾了建筑安全,还顾及了官邸隐秘的特性。
在地形上,士林官邸被福山山系整个环抱着,但是,它的腹地却十分空旷,这在军事地形学上来说,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所以,“总统府”方面为了顾及蒋介石和其家族的安全,从蒋先生搬进士林官邸住的第一天起,就计划将这个官邸要塞化。
可是,要塞化毕竟不能在官邸里面搞,怕会影响蒋先生生活。于是,便沿着福山,把整座山作为要塞化的基址,意图把官邸附近地区,部署成固若金汤的陆空防御要塞,同时,在作战紧急时期,就作为三军的作战总指挥所。换言之,只要战争发生的话,蒋介石会被我们这些侍从人员,从士林官邸护送到距离官邸不远的福山指挥部,由他在这个地下建筑工事中,指挥陆海空军作战。
蒋介石住进官邸之后不久,一个装甲兵排进驻了福山山麓。根据当时的研究判断,大陆方面已经拥有最先进的米格喷气战斗机,当局担心大陆方面对台湾实施空降登陆,官邸安全也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这个战车排,基本上是基于反空降的考虑;而为了强化官邸的“外卫”兵力,当局又加派了一个宪兵营,驻扎到福山,后来才由宪兵司令部成立了一个福山指挥部。
在宪兵进驻之前,仅只有我们这些“内卫”人员,负责蒋先生的安全,所以,这也难怪俞济时当初要极力反对蒋经国抽调我们受训的计划。试想,假如我们的人去干校受训了,老先生的“内卫”安全,要去哪里找到既有经验又值得信赖的人接替?当然蒋经国可能也有他的观点和想法,这或许不是我们所能设想的。
继承了在大陆时期的防卫模式,“总统”官邸周围的安全工作,分为内中外三层警卫圈。
除我们内卫人员之外,情报局编制下还有一个特别警卫组——一个外勤组织,在“总统”每次出游前,就已经把行进路线上各种可能的状况,先遣部署,并且做了事前安排;后来还加了一个警官队,强化外卫人力配置。
因此,蒋介石这时的安全防护,简直有如古代的皇帝,真是滴水不入。他一出巡,先是福山指挥部的宪兵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到蒋先生预定到达地点,同时,情报局的特别警卫组和警官队人员,和沿线军警配合部署绵密的警戒网,等我们护卫着蒋先生走出官邸大门,所有的军、宪、警安全部署已经完全就位。
我们便衣组,虽名为便衣组,可是,还是有火力配备。我们沿袭了大陆时期的标准配备,便衣人员每人都有一枝卡宾枪,外加两把白朗宁手枪,侍卫人员是两枝手枪,还配备火力强大的重武器,随扈出行时,通常用一只长葫芦状的黑箱子,把长枪装在里面,放在机动车上,遇有紧急情况,才拿出来使用。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按规定穿着中山装,如果随时随地要佩枪,身上总是会鼓起一块,十分不雅,如果再背杆卡宾枪在背后,更不舒服,所以大家并不喜欢,可是在保护“领袖”的大前提之下,大家对这点小事,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军统、中统臣服蒋经国
在蒋介石复职“总统”不久,蒋经国经过他父亲的授意,开始整合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蒋家父子非常清楚,情报组织是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控制工具,而且,国民党在大陆之所以垮得那么快,他们父子俩总是认为,如果有一个更有效的情报系统,情况应该不会这么糟。
蒋先生把整个情报系统交给蒋“太子”去领导、控制,可以凸显两种意义:第一,就是把情报系统的权力重新收回来,归蒋家人自己掌控;第二,可以重振情报系统军心。
戴笠搭飞机撞山失事之后,国民党的情报组织马上是一片混乱。戴笠领导军统局时,讲究单线领导,所以,他的意外死亡,军统局内没有人能够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继任者毛人凤,以前不过是军统局的主任秘书,他对局内的行政事务虽然是了若指掌,可是,他根本搞不清楚当年戴笠到底布了哪些线在大陆各地,因而,毛人凤接掌军统局的时候,军统局已经失去许多原有的情报线民。然而,时值国共内战方酣之际,整个军统局有如一群无头苍蝇,根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说,当时惟一比较清楚戴笠单线领导内情的人,只有一个毛森,可是,偏偏毛森拒绝来台湾,后来听说他跑到国外,靠贩卖情报给老美,当起寓公来了。对中共的情报作战,会一败涂地,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蒋介石不愿见到昔日的军统局今天完全溃散,所以,他急需在最短时间内,将这股已经分散的力量重新加以凝聚。
新人新气象,“八胜园”就是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诞生的。
“八胜园”是以坐落地点的一幢日本平房为名字的神秘的情报单位,其实就是现在的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当时,是以“总统府”资料室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神秘单位,作为当年蒋“太子”大刀阔斧整顿情报系统的司令部。
蒋经国这个人做事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是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究竟是在想些什么花样。
蒋经国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大幢日式别墅,然后由“总统府”征收以后,作为他的指挥部。这幢房子名叫“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
这个办公室成立不久,我和其他四个便衣,就被上级从士林官邸调到“八胜园”执行勤务。
我们去“八胜园”时,这个单位刚刚成立,因为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新单位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门,一直到自己去那里报到,工作了好几天,才慢慢清楚“八胜园”的内情。
表面上,“八胜园”的主任是张师,但是,实际幕后操纵且握有实权的,则是蒋经国。在蒋“太子”的号召下,不论是军统出身或是中统出身的情报头子,全部汇集在“八胜园”;我就亲眼看到不少当时“国防部”第二厅,也就是“情报次长室”的一些上校处长级老情报员,以及老军统出身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要人,三天两头地往“八胜园”跑。这些人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但是,一来就是神秘兮兮的,不是开会,就是三五成群在讨论什么神秘的事情。其实,说穿了,无非是在研究如何整合涣散的情报系统,能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万法归宗,融合为一。
另一方面,来台之初,蒋介石要国民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蒋经国也把原来国民党所属的中统系统,纳入“八胜园”的情报组织整合范围,例如张炎元、叶翔之,以及原属军统后来调任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唐纵等人,这些人和军统系统的郑介民等人一样,对蒋“太子”的招安,可说完全臣服其下,没有吭过一声。这些人相当清楚,蒋经国是代表其父在做情报系统的重整工作,更何况,从蒋经国积极参与党的“改造”,并且把CC系统逐出权力核心,已经能够说明,蒋介石是要把领导班子的棒子交给蒋“太子”。
美台情报大本营:西方公司
“八胜园”原先就有寓意汇集八方志士、战胜中共的意思在里面,可是,情报工作并不是光凭借着意志力就可以所向披靡的。
50年代初,当局对大陆不断派遣谍报人员,并且经常空投给养。为了维系这个艰难的工作,情报系统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在台北近郊的淡水开设了一个训练班,专门培训各种敌后专业谍报人员。
这些受训学员,主要来自各个部队的优秀人员,在淡水受短期训练之后,“国防部”就把他们的兵籍资料全部注销,然后以空投或是海上登陆的方式,把他们送到大陆。
这些人在出发以前,照例要由蒋介石亲自接见,然后,上级特准他们一个星期的休假,让他们吃喝玩乐轻松一段时间,再送他们上路。
中共自建党开始就注重谍报工作,他们统一大陆以后,实施严格的户口和民防管制措施,加上遍布全大陆的情报网,任何企图渗透进入大陆的外地人,几乎很难逃过大陆的安全系统,所以早期进入大陆的台湾情报人员,不是被捕,就是不敢轻举妄动,形同死棋一颗。
我在便衣组的一位同仁郑君,浙江人,他就是被派到“安全局”电信班受训,受完训,不久就去大陆执行任务,可是一直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我们后来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听说,他虽然没有被大陆方面逮捕,可是始终没有机会把情报发回台湾,等于和“安全局”失去了联系,可见大陆的严密控制是滴水不漏的。
有关方面清楚,光是我们自力更生,不是办法,于是想到与美国合作,利用美方的经验与资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合作成立的“西方公司”,便是为了搞情报合作而成立的一个“公司”。美其名为“公司”,其实内行人都知道那家“公司”,不过是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台湾分公司罢了。
在蒋“太子”的登高一呼之下,国民党的情报系统终于全部臣服于蒋经国的威权下。尽管,这些分别属于党、政、军系统的情报单位,较过去更为叠床架屋,但是,只要它们归附在蒋经国的统领下,叠床架屋反而更能凸显蒋经国一人独治的无上权力,也更可以鲜明地预示蒋“太子”的时代,已经悄悄降临。
长安东路十八号
1950年年初,一通电话打到草山官邸,要官邸支援四个便衣人员,到长安东路18号报到。我起先并不知道长安东路18号是个什么地方,只知道蒋经国前一天正式从台中搬来台北了。随后,我匆匆收拾一些简单的行囊,奉命和其他三位到指定地点报到。
长安东路18号,可以说是蒋经国来台以后的第一个官舍。早先,院内那栋日式房舍,不过是华南银行董事长的宿舍,后来,“总统府”通知华行,说这栋房子“总统府”要征用,就这样直接拨给蒋经国一家人住。日本占领时期,台北市的一条通到十条通,可以说是日本高级官员的豪华住宅区,即使到了光复以后,这一带还是很优雅的高级住宅区。
蒋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大概也有个几百坪的光景,房子的部分倒是没有多大,建筑是日式平房,整体结构呈一个“L”型;除了厨房、餐厅,共有四间卧房,蒋经国夫妇住一间大间的,其他三间则是孝文、孝章兄妹各一间,孝武、孝勇兄弟合住一间;另外,像在蒋家当厨师的蒋经国的堂兄蒋永发、管家汪妈、孝勇的护士奶妈,都在旁边角落有各自的小房间,而我们便衣人员则住在前院汽车间前面的小房子。所以,大体上说起来,蒋经国一家六口,加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住在长安东路18号,还算是很宽敞的。
刚刚搬进长安东路,蒋经国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最早,他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官位,所以,谈不上什么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蒋介石必须按月给蒋经国5000元台币,逢年过节还要加些补贴,才可以帮儿子度过一段没有薪给的日子。后来,蒋“太子”当了“政治部”主任,又是“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收人便逐步丰厚起来,但是,基本上蒋经国家里一直是相当俭朴的,这一点,我们侍卫人员都有目共睹。
就以那时蒋经国家里的早餐来说,餐桌上经常是一锅泡饭,菜也就是一块豆腐乳、一碟花生米、两片咸鸭蛋,平时,经常是煮锅罗宋汤,一吃就是好几天。穿衣服,蒋经国更是节俭,早年连一套西装都舍不得做,常见他穿的几条裤子都是他穿了好几年的旧裤子,我跟随他多年,坦白地说,蒋经国在清廉自持上,是绝对没有话说的。那时,他的太太蒋方良,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简单,到蒋经国有了官职,她才偶尔到台北衡阳街的绸布庄去买些布料,做些衣服给自己和家人穿,有空闲的时候,她还会去看场电影,全家上上小馆子,至于外面有人说她喜欢打几圈家庭麻将,则完全是子虚乌有,至少我们从来没看过,也没听说过。
日常上班,蒋经国是坐一部1947年产的美国别克汽车,司机是从空军总部调来的李士官。蒋方良的座车是一辆英国奥斯汀小车,司机是从“安全局”借调来的邬先生。
我们四个便衣卫士刚到长安东路蒋宅时,蒋经国的四个小孩中,孝文插班到淡水的私立淡江中学,念初中部,平时住校,要到星期六才由我们派车把他从学校接回来;老二孝章当时念小学,孝武不过三四岁光景,而老么孝勇才一岁左右,刚刚在学走路,两个小男孩特别调皮可爱,我们几个卫士也蛮欢喜逗弄他们兄弟玩的。
除了三男一女以外,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还认养了一名义子,名叫邱明山。他和孝文是同年的,最早两人一起上淡江中学,也由我们侍卫人员和司机老李负责接送。如果两人一起在外闹事,邱明山总是代孝文受过。中学毕业以后,邱明山考上基隆海专,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还是蒋经国夫妇证婚的。邱明山因为蒋经国的关系,曾在“辅导会”做过事情,后来听说因为交了坏朋友,并且犯罪坐牢,蒋经国对他非常不谅解,宣布和他脱离关系,连户籍也被从蒋家注销。因为邱明山这个人经常觉得自己身分低微,跟蒋家保持距离,不愿过分接近,虽然名义上是蒋经国的义子,可是他却很少踏进蒋经国家的客厅,多半时间反而是窝在我们卫士值班室,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之后,我们也不知道邱某究竟流落何方去了。
蒋公馆的生活基本上过得十分平静,最早,常常到蒋家做客的,包括时任“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八胜园”的主任张师、“国大”代表严灵峰、“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这些人多半是蒋经国到俄国读书时的同学,或者是那个时期的旧识;太太们则有明星花露水公司的老板娘(名字记不起来了)、王叔铭的太太、以后当了“辅导会”主任委员的赵聚钰的太太、“空军情报署”衣复恩的太太,这些官夫人经常会来蒋家看看方良女士,大抵都属于谈天联谊性质。
若干年后,蒋经国平步青云,官愈做愈大,常来官邸看蒋经国的朋友,反而为了避嫌,除了少数几位挚友,多半减少了往来的次数,蒋经国的朋友也逐日减少。
到蒋经国长安东路官邸不过一年光景,却因为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被迫提早调离了蒋经国的家。
在经国先生家服勤,我们的惯例是平均每两个小时值班人员要在四周巡逻一遍,平时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觉。但是,四条通一带,治安一向很好,日子一久有的同仁就逐渐松散下来。有一天夜里,轮到某位同仁值班,他可能一时失神,不知不觉睡着了,结果,有个大胆的小偷,竟然破坏了木条做的外篱,侵入官邸行窃,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居然偷走了蒋经国女儿孝章的进口菲利普牌自行车,然后又把官邸厨房挂的一根火腿偷走,还顺手牵羊拿走我们侍卫人员的皮鞋。
等到第二天,家人发现再向蒋经国报告,他不禁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要把我们四个人立刻撤换,这时我才领略到别人犯错自己却跟着“连坐”的滋味,但是基于同事之谊,我们又不便责备那个值班打瞌睡的同事。
官邸窃案,让管区派出所大为紧张,一阵忙乱之后,警察终于逮到小偷,但我们已经调回士林官邸,接受新的任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