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写作网

应该写了又写,这是磨练风格和文笔的唯一方法

骑士写作网

文章页按Ctrl+F快速查找你要的内容!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第三章:走进蒋介石的世界

*第三章:走进蒋介石的世界
1954年春天,“总统府”三局局长施觉民,打电话到官邸给侍卫长,表示“总统府”缺一名内勤工作人员,希望官邸能够审查派遣适当人选去递补。在没有人愿意前去的情形下,上面觉得我的可信度比较高,在几位长官商量以后,我被通知立刻到“总统府”办理到职手续。就这样,我开始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也真正亲身体会到老先生处理政务的执著精神,因缘际会,我也正式走入蒋介石的世界。
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总统”
我记得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讲过一句名言:“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
这一生,我服侍蒋介石父子三十余年,我也有和希特勒说的这句话一样的感受,即使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大变,对老先生,我却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
尽管老先生只受过私塾的教育,后来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外表上感觉起来他不像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可是他的汉学造诣很扎实,从我第一天踏入“总统府”,到他的身边供职,我就觉得老先生是位感情细腻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人,只要有什么大的庆典,需要有一篇什么训词的文稿,要以他的名义或者声音发布时,这就是他最重视的时刻,修改文稿一句一字从不马虎,斟酌得特别留神,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通常,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是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秘书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以后,马上就送到老先生面前,再给他过目。
蒋介石像是中学老师似的,一篇文稿在他手中总要看上几天,经常一有空就会拿起他手边的红蓝铅笔,把秘书秦孝仪起草、秘书长张群核定的文告稿子,左涂右抹、上圈下勾,折腾个老半天,字句斟酌,反复思索。有时秦秘书会笔直地站在一边,等待老先生最后文章的定稿。秦孝仪为了一篇文告,经常必须连夜加班,只要老先生要发表的文告他本人没有看完,秦孝仪就不敢离开秘书室半步。
有时候,老先生临时想到文告里边有个字,似乎用得不太妥,他常常会叫秦孝仪再把原稿拿回修改或从印刷厂内抽回来,等他认为改得差不多了,最后核定无误才交代拿去印刷装册,秦孝仪就匆匆拿着最后的定稿,交当局的印制厂,告诉那边的负责人说,你们印吧,明天一大早要用的,然后才敢开动机器印刷文告或读训。
处理公文信牍或是看书圈点眉批,他都从来不用圆珠笔,写日记也是如此,不是用毛笔就是用红蓝铅笔。
蒋介石开会要戴两副眼镜
当官的人都喜爱开会,因为可以一显官威;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爱不爱开会,可是,至少我调到“总统府”做内勤勤务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由他亲自主持的会。
50年代到60年代,是老先生精神正好的阶段,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说无日无会,星期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预备会议,星期三是中常会正式会议,而星期二、四、五分别有宣传会议、财经会议、军事会议等,都由他亲自主持。
我在担任内勤工作时,就听说老先生在抗战时期,主持开会所发生的一些传说。比如,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因为高级将领稍有不逊,他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有时候就当着众人的面,疾言厉色地羞辱与会的将领。那时,老先生毕竟年轻气盛,但是,被他重责的将领在气愤之余,便兴起叛离之心,有不少名将便是在气不过的情况下,跑去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到了台湾以后,蒋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火气没从前那么大,所以,他主持开会,再也不曾听说什么大发脾气的事情。
尽管如此,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先生刚烈的个性,基本上还是无法改变的。
蒋介石开会时,最重视的是干部有没有专心听训。所谓听训,就是听“总统”的训词,也就是老先生自己的训词笔记。只要开会读训时,有人胆敢打瞌睡,被他亲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顿胡子好刮。每次开会,他总是不忘记带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另外一副是看远的眼镜。干部读训时,他常常是一边看训词,一边用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对着台下众将官的脸庞搜寻,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趁着读训时,偷懒睡觉,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绝对不会宽纵的,一定在会议做结论时,当众批评这个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没人敢打瞌睡。
愈是重大庆典,老先生愈是重视。重视宦途、爱惜羽毛的军人,岂敢再去梦周公?
大多数人都以为老先生开会,必然都是谈一些国家大事,其实有时未必尽然。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教育部”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蒋介石的用人哲学:察言观色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让人直觉蒋介石是一位十分守旧的人;而他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规。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三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来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签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把被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员了,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先生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方,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有的人因为是第一次被老先生亲自召见,加上老先生有种不必造作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的棣棣威仪,被召见人员有的会一时紧张,经常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总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道矮门槛,高度约一寸左右,有的被召见人员心里七上八下,而老先生的办公桌就位于大门进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见老先生就坐在正对面,双脚一时不听使唤,不小心踢到门槛,用力过猛,当场就扑跌在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通常会和被召见人员闲谈家常一番,例如他会问人家你贵庚啊?你宝眷啊?平时读什么书啊?有的被召见人员,不习惯老先生的口音,或者听不懂什么叫“宝眷”,愣在那儿答不出来,那就会影响他自己的成绩和晋升的机会。有的人比较清楚老先生的个性,当他问起你平时看些什么书的时候,受召人倒不一定要说在读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名著,只要说我最近在研读“领袖训词”,老先生便连连夸赞“好,好,很好”,此人已然成功了一半。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小有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先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领袖”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啊?
因为,老先生召见人,通常不过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所以,假如一个人平时表现再怎么出色,可是假如当天晋见时,表现失态,老先生拿红铅笔在别人的名字上打一个大圈,那他就前功尽弃了。
所谓察言观色,老先生对这套传统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
越被蒋介石骂得凶越没事
侍卫圈子流传着许多关于蒋介石责打部属的传闻,一个在我们这个圈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用他的拐杖,敲打一位“卫兵头”的往事。在他的眼里,所谓长官,不过就是个管卫兵的头头,因而他一向叫他们“卫兵头”。
对他比较熟悉的部下,他要是恼火至极,他会大声吼道:“我要杀你的头!”抗战时期,他生气透顶时,会用宁波话骂道:“娘西皮!”这句话实在是一句非常粗鄙的农村俚语,意义比国骂“他妈的”还要难听。后来,他大概是年纪的关系,我们再也没听过他骂这句粗话,如果生气的时候,顶多骂一句“岂有此理”,比较生气时,会骂声“混账”,再生气一点就会骂“混账极了”,再加上一句吓唬人的“我要枪毙你”,不过这都是对比较熟悉的部属才会这样骂法。骂归骂,但从来没有侍从人员真的被他砍头或者枪毙的,也许,这些话,都是以前他年轻带兵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口头禅吧!
对蒋介石的脾气摸得比较清楚的人都知道,愈是被他骂得凶,愈是没事,如果他一旦骂都懒
得骂的时候,表示他对那人已经死了心,根本不想再在面前看到他了,这时也是那人准备卷铺盖滚蛋的时候。
到台湾,老先生最生气的一次,大概是1957年5月24日,台北发生“刘自然案”的那一次。
刘自然因为偷窥一位美军士官的太太洗澡,被老美误以为是歹徒入侵,用手枪当场击毙。因为刘妻对美军的判决不满,就在1957年5月24日那天,跑到当时台北北门的美国大使馆静坐抗议。引起围观人群的极大同情,一时气愤,便和军警发生冲突,后来演变成反美暴动事件,不但市区路上的白种人全部惨遭“修理”,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国旗也被人扯了下来,台北中山堂对面的美国新闻处被愤怒的人群打得一片狼藉,马路上的车辆被人一辆接着一辆推翻、砸毁,民众情绪被此一事件鼓动起来,许多人都想借此一泄怨气,所以,演变成自从“二二八事件”以来,当年台北最严重的一次群众暴动事件。
蒋介石据报后,真是怒不可遏,立刻召来台北当时的卫戍司令黄珍吾,把他叫到官邸召见垂询。等黄某胆战心惊地匆匆赶到,蒋先生拿起他的拐杖,狠狠地往茶几上敲了好几下,责骂黄司令,你这个卫戍司令是怎么干的?会发生这等大事,为什么不懂得平抑民众情绪,让老百姓聚集、闹事,而且更得罪了美国人,这事情该怎么善了?
黄珍吾是蒋介石黄埔的学生,他很清楚校长的个性,所以一个劲地拼命说,是!是!全部是我的错!后来,他果然没事,反而那时的警务处长和宪兵司令,全部被撤换,而黄司令则照样做他的太平官。
蒋介石以客为尊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最怕台湾变得孤立无援,所以一有外国元首来台湾访问,即使把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也务必要让外宾心旷神怡。
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艾氏来台前的一两个星期,国民党政府上下无不慎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而老先生更对艾氏的来访寄予厚望。因为,老先生希望和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他非常清楚,以“国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独力反攻,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除非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否则,他心中的梦想将永远仅是空中楼阁。在另一方面,老先生也有意借着艾氏的访问台湾,给北京的毛泽东看看,让中共清楚,不要再兴起攻台的任何念头,否则,背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艾氏的访台,已经把它列为那两三年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艾氏来访的意义,所以,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时,当然格外用心。
在“总统府”装设空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平日,蒋先生是从不用空调的,因为他相信吹冷气会得风湿病,他是个相当重视保养身体的人,因而始终反对在他的办公室装设空调机,况且那时台湾还不会制造空调机,以他向来俭省的性格,他没事的话亦绝对不会主动要装空调。不用空调,他也不习惯吹电扇,连他的办公室原本有的吊扇,也不常使用,即使大热天也只开靠大门口的吊扇祛暑,他喜欢电扇从侧面吹,他怕电扇的风会让他的头难受,因为,他的头发一向很短,如果吹了风,头会觉得不舒服。
既不吹冷气、又不吹电扇,老先生夏天又怕热,在官邸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侍卫人员就要像古时候的婢女或者太监一样,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打扇子,这个扇子的用料和质量质料,他还特别考究,要专人到香港去买大陆产制的蒲叶扇,每当夏季气温上升、酷暑难当的时节,老先生的身后一定有副官人员,专门为他扬风祛暑。
可是,现在美国的总统要来,总不能再派个人,跑到老美的身后,像是伺候皇帝似的,也为美国总统扇扇子;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来访的6月天,也只有在“总统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加班加点装设空调冷气了。
50年代,台湾的公家单位只有“空军总部情报署”这些和外国人经常接触的单位,少数几个办公地点有空调设备。
为此,“总统府”特地向“空军总部”先“借”了两台美制约克牌空调,十万火急地派了技工,加上我们这些临时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夜以继日,才在艾氏来台之前,顺利完工。
还有一次是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台,蒋介石对于接待工作的亲自参与,更使我感动万分。
那是1958年的5月14日,在巴氏到台湾的前几天,老先生夫妇有天晚上近10点钟光景,突然驾临“总统府”,侍卫人员找我打开办公室及会客室的门,让他看看室内布置情形,可见他的重视。我那时还是个单身汉,所以整个时间都待在府内,特别是有重要勤务,我是更不放心太早离开岗位。当蒋宋夫妇驱车前来时,“总统府”值班的人真是紧张到了极点,惟恐我要是不在的话,老先生看不到现场,肯定相当恼火。
可是,等老先生到了介寿馆,有关人员赫然发现我还留守府内工作,个个都松了一口气;而我见到蒋介石及夫人,只为了亲自视察会场布置工作,还特地在夜里轻车简从跑这一趟,更使我对他们的精神折服。我还记得,那一回,夫人宋美龄还把她的国画画作,选了好多幅送到“总统府”会客室及“总统办公室”布置,使空间显得不那么单调。
老先生那次看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显得十分满意,一面看一面点头称许。后来,“总统府”三局局长刘牧群曾亲口夸赞过我:“只要有翁元在,总统办公室一年365天都不用去看。”
发红包用蒋介石自己的钱
蒋介石对待我们,始终像是长辈待晚辈那样的亲切,我们犯错就当面指点,从来没见过他发什么脾气。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有一年,亲自拿红包犒赏我的时候,真是让我感动得眼泪都差点夺眶而出。
那次,我在“总统府”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我,说“总统”叫我进去。起先我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方数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他那儿,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
那时,我真是感动莫名,只一个劲地说:“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我自己很清楚,在当时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那时,其他的侍卫人员都是“总统”按造册发给的,但我是“总统”办公室内勤人员,是“总统府”第三局的公务员,尚未编列“总统”侍卫人员名册之中,只是所服任务与侍卫相关,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尽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先生每次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来不会遗忘。
照他的惯例,侍卫官每年三节犒赏是给300元台币,侍卫每人给150元,我是内勤人员,因工作性质不同,每逢年节日当面犒赏100元奖励,真是一种殊荣。
记得有一次,他正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怎么多了一张?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抽回了一张,刚好是10张10元纸钞。由此可见,老先生对于用钱是那样的谨慎,这和他节俭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些小地方看得出,老先生在许多方面,还是保有中国传统的那种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美德。
“八二三炮战”蒋介石逃过一劫
1958年8月24日,那天恰巧是星期天。一大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又和往常一样,在“总统办公室”把惯常的公务做完,然后就到隔邻的“参谋总长办公室”,找王叔铭“总长”的幕僚翁显梁中校聊天。聊天正聊到兴头上,忽然,翁中校接到一封特急电,上面赫然写着金门爆发了大规模的炮战,金门在前一晚上竟然被解放军轰击了几十万发炮弹,翁显梁马上打电话向“总长”王叔铭报告,然后再由王“总长”向“总统”报告。
我们乍听之下,真是紧张万分,海峡两岸当时固然零星战火频仍,可是,像这样一个晚上就打过来几十万发炮弹的情况,不但金门从来未有,就是整个国共战史,甚至整个世界战史,都是闻所未闻的。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怎么会那么巧,前几天,老先生才刚去视察过金门,23日当天,“国防部长”俞大维刚去金门视察防务,不知是不是中共方面误把俞大维去金门的情报当作是老先生去金门?还是纯属巧合?总之,老先生这一次算是化险为夷,逃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