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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第四章:在蒋介石身边

*第四章:在蒋介石身边
在台湾岛内,蒋介石是绝对的政治强人,蒋的政治敌人根本无法在“复兴基地”立足,而在“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金字招牌下,蒋一直握着绝对的统治权。1966年3月,蒋介石以80岁高龄连任“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不久,我离开“总统府”,就“总统”贴身副官职。
官邸空降部队
会成为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副官,实在是在我的意料之外。事实上,我在“总统府”担任内勤,严格讲起来,不但工作轻松,而且下午的时间几乎都可以自己自由支配,无牵无挂,也不受任何的限制。只要把“总统”办公室的环境弄好了,没有人会管我到底平时在干什么。
1961年以前,我尚未结婚时,就住在“总统府”办公室内,结婚以后,下了班就回家,和太太在一起享受家庭乐趣,所以,当我最初接到要我立刻到“总统”官邸报到的命令,心中真是有一百个不情愿。可是,我毕竟受过长期的侍卫训练,自己很清楚,我一旦做了侍卫,就得认命,“总统”一句话,即使是再辛苦的任务,我还是得去复命。
记得我们刚入伍当卫士的时候,上面发给我们一篇“侍从人员训条”,里面有一段话,我到现在还没忘掉:“古人教养子弟门人,先令其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再进而讲习养心修身,所谓礼义廉耻之道。今之侍从人员即古之弟子门人也,若不自重自治刻苦耐劳,敬事慎言,则下惟其本身无成,即为其师长者,亦必受其影响,甚至左右不良,以致身败名裂,比比皆然……”那句“今之侍从人员即古之弟子门人也”,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看待侍卫人员了。
为什么蒋介石会挑选我作为他的贴身副官,这是我后来进入官邸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后,才知道整个的内情。
那是1966年间的事,有一天下午,老先生有位贴身副官觉得非常疲累,就告诉侍卫官,说他想去仓库稍微睡一下,如果有什么事,请侍卫官叫醒他,结果,那位侍卫官忘了叫醒他,老先生下午想要洗澡,就在楼上打铃叫人,结果怎么叫也没人回应,他气得不得了,想起这个贴身副官平日就小过不断,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副官调回“总统府”,当一般行政人员任用。可是,“总统”官邸不能一日无人,而且少了一个贴身副官,轮值就十分吃力,内务科的科长陈杏奎,就找了一个浙江籍的便衣卫士去递补空缺,然而,这位新副官并不得“总统”的欢心,老先生就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
有一日,蒋介石午后外出兜风,在车上他突然心血来潮,问起他的座车侍卫官季峻宫:“在总统府服内勤的那个小的叫什么名字?”季峻宫不知道“总统”为什么会问起我,但却毫不迟疑地答复:“他叫翁元。”蒋先生点点头,并没有再说什么。
等新副官来了几天后,记得是1966年的7月7日,蒋介石要内务科长陈杏奎,打电话给“总统府”庶务科长蒋孝杰,命令我立刻于当天上午,到阳明山官邸报到(每年蒋介石都在阳明山官邸避暑),而且连车子都已经派好,上午就会来接人。刚接到蒋孝杰口头下达的调职令,自己真是有些莫名其妙,还不太相信,可是,我又岂有不去的权利,就这样,开始了我20年真正在蒋介石父子身边,担任有如古代帝王身边内侍角色的贴身副官生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的7月7日是个星期三,照例那天开国民党中常会。上午10时左右,我被送往阳明山官邸,我向官邸内务科长陈杏奎报到。陈杏奎说,老先生回来后带我去晋见他,中午待老先生回到官邸,我就跟着他,一起走进官邸的书房。那时,老先生正在书房坐着休息,陈杏奎过去报告:“先生,翁元来了!”老先生看了我一眼,很随和地说:“好!好!那就开始工作吧!”说完,我们就立刻退了出来,就这样,我正式成为官邸内务科的成员,正式加入“总统”贴身副官的行列。
赶鸭子上架
从我正式成为贴身副官的一分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在官邸这样一个重视派系和关系的“大内”深宫,以我一个这样被“总统”直接“空降”而来的人而言,要能够生存下去,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除非我真的拿出一些本事和能耐出来。
早在我担任便衣卫士和“总统府”内勤工作时,我就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关于官邸内务科人员派系的传说,但是,那时毕竟没有实际的接触,只知道在官邸内部,内务科他们那群人,分为“夫人派”和“先生派”。两个人有各自的贴身副官和服侍的人马,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这两个系统里面的人,要想在官邸内务科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谈何容易。
对我做的陌生工作,有关人士根本不闻不问,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事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主动问他们资深的副官,那件事情该如何做法,可是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就是这样做嘛!”却从来没有人指点我要怎么“这样做”。
然而,我原本那种不服输的个性解救了自己,我那时曾经这样想着:既然“总统”这样欣赏我,这样肯定我的能力和工作精神,而且是他主动提起我的名字,这是一种信任。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在想,虽然我在副官这个圈子现在还是外行,可是,这不外是做侍役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奥妙的地方,又何必那样神秘兮兮的呢?
我开始认真地私下观察老副官们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我都毫不遗漏地看个仔细。譬如说,老先生吃饭时,哪些东西是必备的?碗、筷、杯、盘和各式餐具是怎么摆的?他最喜欢吃哪些东西?他的生活习惯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都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看在眼里,然后以当时还年轻的记忆力,强迫自己一项一项地记下来,一点也不马虎。
我心想,只要我这样好好学上一阵子,看还会有谁来排挤我。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考验,很快降临到我的面前,“总统”要出游度假,轮到我要服侍他了!
大概是那年的7月13日或是14日的样子,反正是我去官邸报到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老先生要去花莲度假,他带着我们所有的侍卫人员,一起搭乘“总统”专用座机,飞到花莲,住进他最喜欢去的花莲文山招待所。第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到了花莲的第二天,和我一起的正班副官钱如标,突然临时罹患感冒,他还跑到“总统”医官熊丸、陈耀翰那里求诊,医官听他说自己伤风了,怕他就在老先生身边,把感冒传染给老先生,这个责任可担待不起,所以,就叫钱如标远离老先生,让他好好休息,等感冒好了再上班。
钱如标一生病,我们的人手马上就明显不足,可是,服侍老先生不是说没有人就可以停顿片刻的,所以,尚在“见习”阶段的我,到任不满一个星期,上面就交代我,去接替工作空缺。于是,我慢慢开始融入老先生的日常生活当中,逐渐从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摸索,并且成为最熟练的一位贴身副官。
帮蒋介石洗澡必须服装整齐
我在前面曾经引用过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的一句话:“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在我成为蒋介石贴身副官之后,我开始服膺这句话的道理,我也经常在想,一个伟人的妻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丈夫的佣人那样了解她丈夫的身体吧?
在花莲文山招待所,我提前结束见习,直接为蒋介石服务,接着所有老先生的日常生活细节,我都必须在那段时间内,学会如何服侍的窍门,当然包括了为他洗澡在内。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帮人洗过澡,更遑论替“一国领袖”做洗澡的服务,开始时,真教我精神紧张、如临深渊。
帮蒋介石洗澡,学问很大,老先生毕竟是在日本当过兵的军人,对于下属的衣着,即使是我们帮他洗澡,他还是很在意我们是不是服装整齐。所以,在帮他洗澡时,允许我们可以脱去中山装上衣,上身穿着衬衫不必打领带,下身则穿着一般的长裤,天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老先生习惯洗泡澡。他洗澡从来不用肥皂,可能是他平日大概也没有什么劳动的机会,身体没流什么汗水,不会油腻,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澡。自己洗完之后,由正班副官为他擦拭后背,然后再由正班副官为他披上大毛巾,擦净身上的水渍。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副班副官,把老先生从浴室扶到他的书房,让他坐在卧榻旁的沙发上,副官则搬张矮凳子坐在他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擦脚时,如果他觉得脚指甲长了,就要叫专门为他修剪指甲的吴先生来,为他做修剪服务。
说起这个吴先生,在50年代,原本是台北中华路“安乐池”澡堂服务员,专门为客人修指甲的。当时,士林官邸内务科知道这家澡堂的上海师傅手艺不错,就曾经几次专程把年轻的小吴,专车送到官邸,为“总统”修剪指甲,一段时间总要来官邸一趟。后来,安全部门有了考虑,因为每次小吴来为老先生剪脚指甲,总是会接触官邸的人事地物吧,那时这位吴先生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要是年轻人口风不紧的话,到处去乱讲官邸的所见所闻,岂不影响官邸和“总统”的安全?
基于这样的因素,便为他在“安全局”安插了一个雇员的空缺,要他辞去“安乐池”的服务员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名为上班,实则是待命,只要“总统”需要修剪脚指甲了,官邸就通知“安全局”他本人直接过来,为“总统”做服务。
有时候,老先生到南部度假,比如像梨山那样偏远的地方,只要老先生一想到自己的脚指甲
似乎好久没剪了,他还是要我们打长途电话叫吴先生隔天赶到梨山,为他剪指甲。
手指甲,蒋介石则一向是自己修剪,后来,他身体愈来愈差了,才由我替他修剪,至于脚指甲因为需要特殊的工具,所以一直是吴先生负责。
蒋介石稀疏的短发,也是定期就要修剪一次的。最早为老先生理发的是从大陆上带出来的一位老师傅,后来老师傅退休了,就由钱副官接替。老先生觉得他理得很好,之后就一直让他剪发,官邸里头的同仁就戏称他是“天下第一把刀”。本来那位专门理发的老师傅,是不必做其他事情的,接手的钱副官,和后来我也替老先生剪指甲一样,都有了副官以外的“兼职”。
我替老先生修剪手指甲,是在老先生身体状况稍差之后的事情。记得有一回,他正在剪手指甲,他剪指甲一向习惯用剪刀,不喜欢用西洋指甲剪;可是,那天我发现他双手抖个不停,如果真的让他自己来,可能会剪到指甲肉,我看了实在于心不忍,就走过去揖身轻声地说:“先生,我来帮你剪吧!”他点点头,于是我就接过了剪刀,为他剪指甲。他喜欢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我也顺从他的意思,很轻松地为他修剪一番。剪完,他对我的“技艺”赞不绝口,从此,我就多了这项“副业”。
说实话,这项“副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电话来了,我一听是官邸打来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他老先生的指甲又长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帮他剪指甲,于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饭,连忙赶赴官邸应召,一个假日就这样牺牲了。
官邸内“夫人派”惹不得
经过文山招待所钱副官请假由我代班的经验,和我连续一段时日对老先生作息的观察,慢慢对他的日常作息了若指掌,一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我始终克恭克谨,没有一天敢于懈怠疏忽。因而,在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我也是对蒋老先生和其子经国先生这两位“总统”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所以,蒋经国生前的吴侍卫长便笑称我是“中正大学超博士”。
所谓“中正大学超博士”的典故是有来由的,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把他在加州州长时任职的保镖带到华盛顿,有人问起他的学历,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里根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引用这个典故戏称我是“中正大学的超博士”。
然而,我这个“中正大学超博士”,也不是一帆风顺过来的。非但如此,我最初时期,还因为官邸人事倾轧的恶化,而被迫二出二进,最后还是蒋介石又因另一位副官生病需长期休养,他又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我才得以继续修完我的“中正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官场上讲究人际关系的传承,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就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上层社会是这样,下层社会其实亦复如是。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的,基本上,我会进入官邸,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和我之间的机缘巧合,要不是他对我印象深刻,直接把我从侍卫系统调派到属于官邸的内务系统,以“搭直升机”的方式进入官邸,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进得了官邸。基本上,士林官邸内务系统的主要人马,当时绝大多数是老先生夫妇早在大陆时期就跟在身边的老人,不管是厨务或是一般庶务人员,都早已自成一个体系。但是,老先生夫妇毕竟是比较旧式的人物,尤其是老先生,他固然称为“一国领袖”,也是士林官邸的一家之主,可是,他却相当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务上的裁夺权,所以,多年以来,官邸上下特别是厨务和庶务方面的人员,都是听从夫人的指挥调度,这些人员的奖惩和褒贬,老先生是从不过问的。
因为官邸内务人员可说完全是归夫人指挥的态势,所以,很多人就抱持着只要伺候好夫人一个人,就可以瞒上欺下、为所欲为。
早在我进入官邸不久,我就知道有少数内务科人员,扛着官邸夫人的招牌,在各个机关团体招摇撞骗。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在法律边缘地带,搞他们的私利。例如,强行要求相关的机关团体,如台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餐厅,徇私承包给这些官邸工作人员背后撑腰的小圈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经营这些包赚不赔的营利事业。
我相信,以宋美龄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投机倒把的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这样的事情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些在外头搞副业的手下,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佣仆,纵使靠本事赚点外快,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进入士林官邸之后,从来也不去过问任何人的私人事务,只专心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可是,谁晓得就因为我是“搭直升机”来官邸的,和“夫人派”的那些老人马截然不同,而且我也不屑于去打入那个圈子,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那个小圈圈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
内务科主管陈杏奎,本来想找我工作上的麻烦,尽管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任何大的瑕疵,他还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我的工作上挑毛病。如果我的工作上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话,他就在他主管的奖金上动手脚,克扣我的奖金,或故意压低我的奖金数额,或者在别人调整奖金时,却还是给我那么一点钱,总之,想尽各种办法要来压抑我、排挤我。
1968年中,我实在对陈杏奎种种作为已经忍无可忍,私底下开始透过各种管道,希望在类似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的单位,找份差事做做就满足了,不想再在官邸受气惹嫌,刚好在我找新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时候,我突然患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成天坐立难安、痛苦不堪。
于是,我上了一份报告,这份写给陈杏奎的报告,大意是说因为我身体不适,所以,希望能够调回“总统府”管理科的内勤工作。
没想到陈杏奎看了我的报告之后,立刻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你要是不干的话,恐怕连总统府的职缺名额都会取消掉!”我实在气不过,可是我还是按捺住我的脾气,很直率地说:“我在总统府的工作职务被取消并不重要,我只要求有一个公务单位能够收容我就行了!”事实上他是不敢将报告呈给夫人,因为我工作上并没什么大错。
在我的坚持之下,我离开了士林官邸,可是老先生并没有忘怀我,我在表面上的离职原因,是因为坐骨神经出了问题,印象中,他不只一次,向医官询问我的病情,而医官在向他报告之后,他也没有再多问什么,只是把我找到面前,要我好好休养,等将来病好了再说。
1970年夏天,钱副官生病请假,老先生身边只剩下李大伟和王文皓两个副官伺候他,排班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又打电话把我从中央党部调上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照料身体正在日渐衰弱的“总统”。
因为,那次钱副官是请的两个星期的病假,所以,两个星期之后,我便又下山回到中央党部工作。
当年的八九月间,老先生从梨山到日月潭,一路上不知怎的,李大伟的腰扭伤了,副官排班又少了个人,老先生还是想到我,他直接告诉蒋经国,并让其转告秦孝仪副秘书长:“去把翁元给我找回来。”
如此,又是一通电话,我被召到涵碧楼行馆,从此,一直待到老先生过世为止。
陪蒋介石微服私访
蒋家父子都有微服出巡的习惯,而他们也都有出巡的小插曲,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66~1967年间的一天,我随侍老先生吃完中午饭,他交代要到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于是护卫车队就遵照他的指示,往淡水方向出发。当车队到达淡水基督书院附近,也就是卫戍师某部队的驻扎地点时,他要座车靠边停下来,侍卫人员都不知道他有何意图,只大概了解他可能要上那个部队的营区看看,我们便陪着他拾阶而上。到了那个营区,老先生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这时,门口的卫兵也不清楚他是何许人也,见他一个劲地往营区闯,连忙举起枪来,高声喝斥:“你是谁?!”并且作势瞄准。我们立刻蜂拥而上,侍卫长这时亮出身分,大声骂道:“见到总统还不敬礼,这样成何体统?”“总统”这时不但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告诉侍卫长:“卫兵同志做得很好,不要责备他。”
“总统”视察部队通常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直接到部队的营房、厨房、厕所去看卫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觉得如果一个部队连这些最起码的卫生工作都做不好的话,部队的军纪、素质根本不用谈了。
记得有一次,也是在随侍他到外面兜风途中,在经过一处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一路走了过来,他脸上略有怒容地说:“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刻吩咐座车停下来,他要侍卫去叫住那个士兵,抄下他的兵籍番号,到下一个歇脚地点,侍卫长就去联络所属部队的部队长,要部队长深刻检讨,好好管束自己的手下。
还有一回,也是60年代的事情,“总统”到部队视察,竟然看见部队还是在睡稻草铺的床铺,营房也是茅草屋,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二天找来军团司令郑为元将军问他,怎么现在有的部队还在睡茅草房?郑将军回答:“因为经费不够,所以还没来得及改建!”后来,老先生亲自下令,要“国防部”编列预算,把现有的台军营房全部改建为钢筋水泥建筑。
疑心病与老迷信
陪蒋介石出门的次数渐多,我也愈来愈熟悉他的心理与习性。
坦白地说,老先生是一个疑心病相当重的人,连我们陪他外出,外卫、中卫、内卫那么多人保护他一个人,他还是从某些小地方显现出了他的小心谨慎。
比如说,他在外地要睡觉之前,一定会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直到每一扇窗户都确信关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通常,他也会问我们,到底门窗有没有锁好啊?我们便从命在他的房间四处探视一遍,看看门窗的确锁好以后,才敢回到各自的安全岗位上。
蒋介石虽是军人出身,可是,他在某些方面却显得十分胆怯而重迷信。例如他每次以“总统”或是国民党总裁身分,去丧家或是殡仪馆悼丧回来以后,一定要在洗手间里把双手洗上老半天,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为什么洗手要洗那么久。当然,这种事不必问也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讲迷信的老式人物,他相信如果去悼丧回来之后不好好洗手的话,就会把丧家的秽气也带进自己家门。
所以,原则上,他是不轻易出席丧葬场合的,除非万不得已才去丧家或是殡仪馆露个脸,回到家必定先去洗手间把手彻彻底底地洗一遍,他才安心去做别的事情。
中国历代的帝王年纪愈大,愈有忌讳,老先生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
官邸大大小小的人员,大家都清楚,蒋介石非常讨厌黑色的东西,他认为黑色是最不吉利的一种颜色,所以官邸内外,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装饰是黑色的。
可是有一次,官邸的裁缝师傅却犯了他的大忌讳,让蒋介石大发雷霆。记得官邸曾在他的书房装了一台电视,事实上他偶尔看看新闻,平时很少使用,但他办公、卧榻时,荧光屏的反光影响他的视线,就交代我们想办法做一个套子或用一块布来覆盖电视荧屏,于是就叫官邸的专职裁缝师傅去准备,不多时裁缝师傅拿来一块黑色的布幔,铺在电视屏幕上,等老先生回来一看,顿时怒火中烧,大声吼道:“真是莫名其妙,谁叫你们搞块黑布来?还不跟我拿走!是谁的主意?”
愈是到了晚年,老先生愈是迷信,可是有趣的是,官邸内部也有一些无稽的传闻围绕着老先生。然而,这些传闻因为和事实的差距不大,所以一时之间,便在台北的官场传了开来。
比如,在政坛就有一个说法,凡是有人身体欠安的时候,只要蒋介石去医院探望的话,这个人八成就会在几天后驾鹤西去。还记得当年退役的“空军总司令”陈嘉尚,在担任驻约旦“大使”时因病返台医治住荣民总医院,有一天突然老先生光临医院看他,陈嘉尚自己也听过有关的传说,可是老先生是未经通知直接驾临,他根本连回绝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躺在病房中接受探慰,心中真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真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几天光景,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将军,终于寿终正寝,离开人世。这究竟是巧合还是陈将军原本就是年寿已尽,实在是个令人不敢骤下断语的问题。事实上当老先生得知其病重无法医治时,才会驾临探视慰问。
蒋介石深信风水,这也是士林官邸半公开的秘密,就以当年修建慈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
最早,慈湖当然不是要供作老先生的身后用地,而是他计划用来作为“总统府”的“战时疏散办公署”。60年代,特别是在祖国大陆搞“文革”的那段时期,他曾经一度幻想,是不是可以趁大陆动乱的时刻军事反攻大陆,他和军方人士考虑到台北距离大陆还是太近,中共的喷气式战斗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临空攻袭,台北的“总统府”和官邸在战时事实上并不安全。基于这样的考虑,当局便在台北市郊积极寻觅适当的土地,希望建立一个战时的“中央政府办公署”,于是,“总统府”三局便着手办理。
不久,当局得知林本源家族有意捐献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位于桃园大溪,是林家的发源地,也是许多风水专家口中的所谓“龙穴”(例如风水专家曾子南就认为慈湖是风水宝地)。蒋介石得知林家有意捐地,真是高兴极了,林家从清代就和内地的王公贵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人际关系,例如和清末的盛宣怀家族,两家就是姻亲关系,林家和蒋家本来就有往来,加上这次的捐地,两家的关系便更上一层楼。
地有了着落,这还不能确定,还要等老先生亲自去看过一次,才能算数。老先生对慈湖的土木工程很是重视,在得到林家这片土地以后,立刻亲自到这块土地的地址,去实地鉴赏一下究竟是不是外人所谓的风水宝地。
经过蒋介石的实地察看,对这块地皮十分满意。他觉得以这个地点,应该可以抵抗中共来自空中的任何攻击,而且,这里是林家发迹的风水宝地,如果以这个地方作为政府中枢的办公地点以及蒋家的官邸,乃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于是就在他龙心大悦的情况下,当局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这也是慈湖的由来。没有想到老先生在经历阳明山那场车祸以后,身体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慈湖没有成为老先生的行宫官邸,反而成了他身后的遗体暂厝的停灵处,这难道是造化弄人?
老先生基本上是很相信风水之说的,他住的地方原则上喜欢朝东或是朝南,取国人喜爱向阳面、阳气较盛的老观念,他住的几个官邸,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简单的风水原则建筑的。
老先生对风水深信不疑,连带的使得官邸内部有些人对风水也有颇多议论。特别是他在阳明山发生车祸事件,乃至身体日渐衰弱以后,这种把老先生乃至蒋家命运走下坡的种种,都把它说成是蒋家官邸的风水出了差错,这样的说法此起彼落地在官邸内外流传着。
其中,最盛行的一种讲法,是关于中兴宾馆的风水传闻。
老先生当初流亡到台北时,是住在阳明山的一处原属台湾糖业公司的招待所。因为台湾的气候比大陆湿热,他初来的时候,极不适应台湾的海岛气候,但是,他在阳明山住下来以后,觉得那儿不但清静,而且夏天也比较凉爽,所以便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每年的六月间,没有特殊事故,老先生夫妇就搬到阳明山去避暑,到当年的“双十节”前后下山回士林官邸。
然而,毕竟阳明山的后草山那个招待所比较简陋一些,阳明山管理局为了让“总统”住得舒适一点,就另外选择了阳明山一块地方,给他盖新的避暑官邸。1970年,中兴宾馆正式落成,老先生就在那年的夏天住进簇新的中兴宾馆。可是,住不了多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因而,中兴宾馆风水不佳的流言四起。中兴宾馆的地点位于后草山的顶上,大门面对七星山、背对台北市区,进入宾馆之前,要经过老先生的爱将胡宗南将军的墓地。起先,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墓地在宾馆附近,直到住进宾馆的第一天,车队快进入宾馆大门时,映入眼帘的一块修剪成四颗星的草坪,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胡宗南的坟墓。
等到蒋宋夫妇在仰德大道发生车祸的第二年,有些官邸内的人员就在那儿窃窃私语,认为老先生会遇到这样的意外事故,必定是因为中兴宾馆的风水不佳所致。因为,往常住在士林和后草山时,从来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谁晓得中兴宾馆还在兴建,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并且连续发生几次意外事故,于是,各种穿凿附会之说便此起彼落、不绝于耳。